程短了一半，上学再也不用摸黑赶那趟慢吞吞的巴士了。

偶尔有县里的干部下来，在村口的小广场上开宣讲会，讲政策，讲补贴，讲山货怎么往外销。

老人们听得半懂不懂，却都愿意去坐一坐，沾沾那份热乎气。

村口那家杂货铺，也换了新招牌。

谷田阿婆的儿子从町里回来，张罗着把货架重新粉了一遍，还添了台能刷卡的小机器。

老人们围在店门口看稀奇，嘴里啧啧有声，说这世道，到底是不一样了。

松本老师对这些变化，总是笑眯眯的。

“村子困得太久了。”

她说，“如今雾散了，人也该透透气了。”

哥哥的腿，是去年治好的。

东京来了一批医生，说是支援山区的医疗。

领队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，一进村，就直奔我们家，说早就听过“林岳”

这个名字。

他们给哥哥做了两次手术，又盯着他做了半年的复健。

起先哥哥还拄着拐，一步一停，从堂屋挪到院子，要歇上两回；后来拐也不用了，只是走路时，左腿还留着一星半点儿的跛。

可那点跛，已经不妨碍他下地了。

复健那几个月，哥哥吃了不少苦。

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在院子里扶着墙，一遍一遍地走。

嫂子就端着一杯温水，站在一旁，默默数着步子。

有时哥哥走得急了，腿一软，嫂子就上去扶住他。

两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只是那么站着，等他把气喘匀了，再接着走。

哥哥又能下田了。

他弯腰插秧的时候，脊背还是那样挺，只是比从前松快了许多。

嫂子就站在田埂上给他递水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。

我远远看着，忽然就想起两年前那个坐在窗边、眼神像两口枯井一样的男人，几乎要认不出来。

有一回，我放学回来，看见哥哥蹲在院子里，正教小葵给一株新栽的茄子苗浇水。

他那只受过伤的左腿半曲着，蹲得不算稳当，却也没人扶。

小葵学着他的样子，把水一点点浇在根上，仰起脸，奶声奶气地喊“舅舅”

。

哥哥就笑，笑得眼角的纹路都舒展开了。

那些东京来的医生，还跟町里的医院、各村的小诊所，办了不少学术交流。

大岳医生跟他们最谈得来，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天，末了总要咂一口那口古井里的水，叹一句：“山里的病，到底还是得山外的手艺来治；可山里的好，山外的人也未必都懂。”

我有时会想，如果两年前那个夜里，雾没有散，天没有开，我们这些人，现在又会是什么光景。

可这念头，往往只在我脑子里停一瞬，就被风带走了。

因为眼前的一切，都太真实了。

真实得让人踏实。

凌音还是那样，话不多，可走路时总会不自觉地慢下半步，等我并肩；阿明还是那样，温温和和的，只是偶尔咳嗽，脸色却比从前红润了不少。

哥哥和嫂子，老师，还有满院子的孩子们……大家都好好的，热热闹闹地过着各自的日子。

我们三个之间，也还是那样。

不必多说什么，一个眼神，就什么都懂了。

有时候凌音会突然停下手里的笔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阿明，然后笑一下；有时候阿明会在我们俩都熬不住、趴着打盹的时候，一个人默默把剩下的错题讲完，再把我们的外套都盖好。

这些细碎的小事，堆在一起，就拼成了这两年最安稳的样子。

有时候，我也会梦见一些零星的碎片。

梦见浓得化不开的雾，梦见廊下摇晃的纸灯笼，梦见一只淡白色的蝴蝶，从很深很深的夜里飞出来。

但醒来时，窗外总是天光大亮，凌音睡在我身边，呼吸浅浅的。

我便知道，那些都过去了。

……

入夏之后，日子就一天比一天短了。

山里的风渐渐带了凉意，坡道两旁的树叶，先是绿得发亮，后来便一点点染上了黄。

松本老师把夏天的薄被子收起来，翻出秋天要用的厚褥子，在院子里晒了一天又一天。

日子这样过下去，好像也就这样过下去了。

八月中旬，录取通知书到了。

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。

邮差骑着他的旧摩托，颠颠地上山，按了两声喇叭，把一个薄薄的信封，递到老师手里。

信封上印着校名，端端正正。

早稻田大学。

三个汉字，把整个孤儿院都点燃了。

孩子们最先尖叫起来。

小葵抱着凌音的腿，又蹦又跳；健一绕着院子跑了两圈，嚷嚷着“出山喽、出山喽”

；美雪和直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