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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8章(2 / 6)

,心术不正则虽通实务亦不过是个能吏罢了,焉能托付牧民之责?”

话音刚落,户部郎中赵维藩也站了出来,他走到姚应昌身侧,朝御座躬身道:“陛下,姚给事中所言虽有几分苛细,却不无道理,科举乃天下士子进身之阶,若出题之法朝令夕改,叫那些寒窗苦读的举子们何以自处?他们十年寒窗背的是四书五经,研的是程朱传注,临到考场才发现题目大变,岂不是辜负了多年的苦功?更可虑者,殿试乃陛下亲策之典,若题目设置有所偏颇,天下人难免会议论纷纷。”

赵维藩虽未直接点名,但殿试由皇帝亲策,去岁殿试实际却由皇后主持,暗指的仍是皇后出题不公。

此言一出,那些原本还只是低声议论的朝臣便分作了两拨,一拨面露不悦之色,另一拨则意味深长地交换着眼神。

陈子壮脸色微沉,正要再驳,队列中又走出一人。

户部左侍郎倪元璐不紧不慢地踱到丹陛前,朝御座行了一礼,道:“赵郎中这话臣不敢苟同,臣也是科举出身,深知天下举子读书之法,虽说经义是根基,但举子平日所习绝非仅限于四书五经。乡试会试向来便有策论一道,而策论题目所涉者不外乎钱粮刑名水利边防,若平日不读实务之书,何以应对策论?去岁科举不过是将实务之比重略作提升罢了,并非以实务取代经义,赵郎中何故说得这般骇人听闻?”

赵维藩被他问得一时语塞,正在搜肠刮肚地想如何应对,刑部郎中余懋衡站了出来。

他朝御座一揖之后慢条斯理地开了口:“倪侍郎所言确有道理,举子平日所习确非仅限于四书五经,然科举之所以为科举,其根本在于以经义取士,以策论为辅。经义者,圣人之教也,策论者,治事之才也,二者本末不可倒置。若如姚给事中所言,去岁顺天乡试经义仅出三题而实务策问竟出了五题,此消彼长之下,经义之比重便从七成降至了不到四成。长此以往,天下举子势必重实务而轻经义,数十年后朝堂之上尽是能吏而无醇儒,此乃礼法之大患也。”

他这话说得颇为恳切,与姚应昌赵维藩那番夹枪带棒的腔调不同,更像是一个老臣发自内心的忧虑。

殿中不少年纪稍长的官员都露出了深以为然的神色,连方从哲都不自觉地微微颔首。

兵部右侍郎马嘉植大步出列,语气不卑不亢道:“经义之设,本是为了让士子通晓圣人之道,进而以圣人之道治理天下。圣人当年周游列国,所论者皆是治国安邦之实务,何曾教人脱离实际空谈义理?去岁乡试增加实务策论,正是让士子将经义所学落到实处,而非皓首穷经死读书本,臣不明白,这样的改法究竟有何不妥?”

赵维藩冷笑一声,毫不退让:“马侍郎此言差矣!策论固然重要,但经义乃是根基,根基不牢,策论便是空中楼阁。如今经义题减少,实务题增加,士子们自然会将精力投向实务,长此以往圣人之学还有谁会认真研读?更何况策论题中那些关税、水利之类的内容,士子们平日里根本接触不到,只能临时从报纸上扒些数字来凑数,这样写出来的策论又有多少真知灼见?”

朱笑笑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,直到此刻方才从御座上缓缓坐直了身子,目光在殿中扫了一圈,最后落在方从哲身上:“方阁老,你意下如何?”

方从哲出列几步,躬身道:“陛下,老臣以为,余郎中与姚给事中所虑虽不无道理,却也不必过于拘泥。洪武初年只考经义不考策论,永乐年间增入策论一道,嘉靖年间又增入时务策一道,可见祖宗成法亦非一成不变。眼下海内承平,新政颁行,朝廷亟需通晓实务之才,科举增入实务策问原是与时偕行之举。只是余郎中说得也有理,经义乃立身之本,不可偏废,老臣以为,不妨在经义与实务之间定一比例,既不至让举子弃经义如敝屣,又能选拔出真正通晓钱粮刑名水利边防的实干之才。”

他这番话不偏不倚,还顺带帮皇帝把基调定了下来,这端水的本事确实已臻化境。

姚应昌却不肯就此罢休,提高了声调:“方阁老之言固然中允,科举试题自当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共同拟定,去岁乡试会试之题究竟出自何人之手?为何未经廷议便擅自变更出题成规?此举是某一位大臣独断专行,还是有人在背后授意?”

气氛陡变。他没有点名,但人人都听得出他指的是谁,皇后主持科举已是众所周知之事,他配合赵维藩一唱一和,摆明了是要在今日朝会上借科举之事向皇后发难。

陈子壮面色一沉,踏前一步便要开口,却被身旁的倪元璐拉住了袖子,倪元璐朝他微微摇了摇头,示意他先不要急。

礼部郎中程文辉果然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,满脸义愤之色:“姚给事中所言极是!科举出题乃国之大政,岂容一人专断?臣听闻去岁乡试的题目是皇后娘娘亲自审定的,娘娘监国理政固然有功,但科举一事关乎圣学传承,关乎天下士子的治学方向,臣以为此事应当由陛下与内阁诸臣共议,不宜独断。”

这话便是直截了当地将矛头对准了皇后,殿前顿时响起一阵嗡嗡声,后党官员个个面露愠色,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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