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真，不时问一句：“食堂的饭贵不贵？”“上海的冬天冷不冷？”“你跟同学处得好不好？”他一一回答。母亲听完，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
有一天晚上，母亲忽然问他：“河生，那个林雨燕，是不是你的对象？”

河生愣了一下，脸红了：“不是，就是同学。”

母亲看着他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那姑娘挺好的。懂事，有礼貌，长得也好看。”

“妈――”

“我不是催你。”母亲说，“我就是说说。你的事，你自己拿主意。你现在还小，学业要紧。等毕业了，工作了，再找也不晚。”

河生点点头。

那天晚上，他躺在炕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想起林雨燕，想起她站在黄河边的样子，想起她说的那句“我在这儿等你”。他不知道这算什么。是承诺？是等待？还是只是一句随口说的话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他心里有一个人。不管他在上海，在河南，在什么地方，这个人都在他心里。

他摸了摸枕头底下的东西。铜铃、书签、照片、钢笔、日记本，都在。他把照片拿出来，借着月光看了看。林雨燕的黑白证件照，一寸的，穿着白衬衫，头发扎得整整齐齐，对着镜头微微笑着。他把照片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。

七

河生走之前，去了一趟老家的村子。

他一个人去的。骑自行车，从孟津到新安，四十多里地，骑了两个多小时。路不好走，很多地方还是土路，坑坑洼洼的。但他骑得很慢，一边骑一边看。路两边的庄稼、村庄、树木，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多了很多新房子，多了很多小工厂，多了很多广告牌。路也宽了，很多地方铺了柏油，比以前好走多了。

到了石井镇，他下了车，推着走。镇上也变了。多了很多商店，多了很多饭馆，多了很多卖衣服的摊子。街上的人穿得也好看了，不像以前那样灰扑扑的。他推着车走过镇上的那条主街，经过以前常去的那家面馆。面馆还在，但装修过了，换了新招牌，比以前亮堂了。

从镇上到小浪底村，还有十几里地。这条路他太熟了，从小走到大。但现在已经不是土路了，铺了石子，好走多了。路两边种了很多树，杨树、柳树、槐树，都长得很高了。

到了村口，他停下来。

村子没了。

他站在那儿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觉得像在做梦。村子还在那里――不对，村子不在了。房子没了，院子没了，枣树没了，路没了。什么都没有了。只剩下一片水，黄黄的水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水面上很平静，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来，掀起一层细浪。水边立着一块碑，白色的，上面写着字。他走过去，看了看。碑上写着：小浪底水库移民旧址。下面是一行小字：一九九四年蓄水，淹没区涉及一镇三乡，移民两万余人。

他站在碑前，看了很久。两万余人。他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走到水边，蹲下来，把手伸进水里。水是温的，不凉。他捧起一捧水，看了看。水是浑的，里面有泥沙，有细小的颗粒。他把水洒回去，看着水面上荡开的涟漪。

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小时候在黄河滩上挖野菜，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树，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拉船。想起母亲在院子里纳鞋底，想起大哥骑自行车送他上学，想起林雨燕在食堂门口等他。

这些事，都在这片水底下。

他站起来，沿着水边走了一会儿。水边有很多石头，是以前房子的地基。他认出了一些――那是德顺爷家的位置，那是他们家院子的位置，那是村口老槐树的位置。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看着水面。

水面上有一只水鸟，白色的，在水面上游着，不时把头伸进水里，捉鱼。鸟游得很慢，很悠闲，好像这里从来就是一片水，从来就没有过村子，没有过人，没有过那些事。

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，握在手心里。铃铛被他磨得很光滑了，铜绿色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他把铃铛举起来，对着太阳看了看。铃铛里面，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：平安。

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，轻轻摇了摇。叮――很轻，很远。像是德顺爷在说话，像是父亲在说话，像是黄河在说话。

他在水边坐了很久。太阳慢慢偏西了，水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。风从水面上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水草的味道。他站起来，最后看了一眼水面，然后转身，骑上自行车，往回走。

骑出很远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水面在夕阳下闪着光，金红金红的，像一河流动的火。他想，这就是他的村子。这就是他的家。不管他走到哪儿，这个家都在这里，在水底下，在他心里。

八

八月下旬，河生要回上海